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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开始说起,看历代画家靠什么谋生?

时间:2017-8-12 文章来源:月雅书画

  中国两千年的艺术史当中,画家的饭碗一直取决于掌控政治与资本的权力之手,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画家开始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部分,开始成为别人的饭碗的掌控者。这对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唐代:温与饱的边缘

  唐代,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许多当代人在现实中碰壁、在爱与痛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时候,往往喜欢“梦回唐朝”,但事实上,唐朝人大多在温与饱的边缘苦苦挣扎。

  唐代所谓的繁荣强盛,只是相对于前朝或当时其他国家而言。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百姓,大多数在温饱线上浮浮沉沉。

  一个唐代民间画工的工钱与泥瓦匠、木匠一样,每日十五文。如果画匠家中有老父母、妻儿,一家五口,按照开元年间的米价,五口之家每日买米就需十三文钱的开销。除了买米之后,只剩两文钱,还要买菜、衣裳、租、税……吃肉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如果碰到当天没有开工,那就连这十五文的收入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唐代“开元盛世”的一个民间画家的真实生活。

  唐朝不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它极其讲究等级制度。同样是艺术创造者,民间画家与宫廷画家的差距非常大,能否吃上皇家饭,决定了一个艺术家是天上云,还是脚底泥。相比起民间画家的稀粥白饭,吴道子等有官衔的宫廷画家时常有皇帝的“赐宴”,官员间的“公宴”,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有着吃不完的宴席和领不完的红包。

  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唐代的宫廷画家捧着金饭碗,他们绝不是只会溜须拍马的饭桶;虽然唐代的民间画家工钱低贱、衣食堪忧,但是他们也没有绘画上敷衍了事。

  唐代涌现大批著名的画家,见于史册者就达200余人。捧着金饭碗的宫廷画家和捧着泥饭碗的民间画家,共同创作出瑰丽、宏大、明快、豪放的唐代绘画艺术,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代:好饭碗,皇家造

  宋代的几位皇帝喜欢绘画,是全天下画家的运气。酷爱艺术而著称的宋徽宗设立了画学(艺术学院)和翰林书画院(宫廷画院),把绘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使民间画家有机会捧上皇家饭碗。

  宋代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辈出。考生进入“画学”之后,按分数分等级,等级不同,所供的饭菜也不一样。但是不管饭菜好不好,朝廷包吃包住,捧上皇家饭碗的画家的“恩格尔系数”降为零。

  宋代并不是一个对画院画家有着优厚待遇的朝代。宋代等级最高的画家为“待诏”,年薪为:24贯。而当时百姓基本生活费为36贯/年。宰相基本年薪是6000贯,但另外还有数倍于年薪的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额外的卖画等收入,宋代画家的年薪并不高。

  今天的公共场所,能挂上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印刷品,算是难得的“有品位”。在宋代,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茶肆酒楼都挂有画院名家的真迹画。当然,如果你在《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里,没有看到牛家村的酒家里悬挂着画作,那是因为那间酒家的档次实在太低。

  据《梦梁录》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引观者流连。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前。”——所谓的“名人画”,就是宫廷画院的画家之作。

  在皇家饭只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民间售画就是很好的副业。宋代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市场的活跃,让画家的稻粱谋成为Easyjob对商家来说,花费少许,即可获得宫廷画家的作品,就能拥有接近皇家宗室、上层阶级的品味格调。对画家来说,打一份包吃包住的政府工,加上私下卖画,实在是一个好饭碗。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老板一手递给你一只饭碗,另一只手就会递给你一本规章制度。画院制度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促进绘画的进步和繁荣,催生了更多画家的创作力,同时也对画家创作的意识形态起了约束和规范。

  吃上皇家饭的画家形成了画院内外一种共同的文化归属感,也形成了共同的美学标准。没有进入画院的画家也逐渐被同化,个体画家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以适应画院风,这样才会被社会所容纳,才会被共同的审美认可。宋代的皇家饭决定了院体画的主流地位,画家要想捧上好饭碗,就必须认同院体画的审美。

  元代:男人,应该瘦一点

  生物学告诉我们,一个男人征服另一个男人的时候,胜利者体内的雄性激素会急剧上升。在元代,征服者和统治者的雄性激素猛涨,但是同时代的绘画却阴柔无比,这是历史对艺术开的玩笑。

  蒙古族的入侵,打破了画家的饭碗,也砸掉了无数文人的饭碗。元初,废除科举制度,万千学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甚至比娼妓还低。为了一抒胸中不平与怨气,也为了打发时光,文人以画作来寄托思想成为风尚。文人画由此兴起。

  著名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只有黄公望早年间做过芝麻官,其余三人都不热衷仕途。元代的许多文人画家大多选择隐居山林,不愿做二臣。他们都觉得男人应该瘦一点,侵略者的饭,不吃也罢。在饭碗与忠贞面前,大多数文人挑选了前者。画家没了饭碗,艺术史也由此改变。

  元代统治者喜欢举办各种饭局,饭局是一种政治工具,掌权者用这个政治工具来唤起臣子的觉悟,把人群团结在共同的价值周围。元代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二臣:赵孟頫,就是统治者饭局的贵宾。

  元代国宴的菜谱以羊马肉为主,保留着浓郁的游牧风情。真实的边疆容易打破,饮食的边疆却难以打破。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菜谱,在菜谱的差异之间,其实是文明的碰撞。菜谱和艺术都是民族性的象征。元代统治者也许根本没有打算融入中原文明,因此他们的饭局也保留着浓郁的游牧风情。

  老子是一个对饭碗和饭局很有研究的人,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是,弯弓射大雕的元代统治者既不会治大国,也不会烹小鲜,他们砸碎了许多人的饭碗。很快,他们连自己的饭碗也打碎了。

  大时代下个人的命运微不足道,元代画家的饭碗被打碎,三餐不继,人比黄花瘦。这是时代对人性最野蛮的蹂躏,这是历史对艺术最残忍的调戏。但是奇妙之处在于,元代九十年的黯淡岁月里,艺术之光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动人。这是文明的坚韧与艺术的伟大。

  明代:吴门画派与江南style

  如果说唐、宋是宫廷画家的黄金时代,那么明代就是江南style的天下。

  元末画家的隐逸文化,与新朝代的恢弘气象格格不入。明朝初期,以朱元璋为首的皇家、贵族、宗室都出身于最贫困的下层社会,他们无法欣赏元代末期那种内敛、含蓄,带有个人哀愁的文人画风格,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和贵族都喜欢气势磅礴、猛气横发的绘画。在皇室和贵族的支持下,雄浑大气、浓墨渲染、强劲雄健、恣意狂放的浙派绘画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地位。

  这时,画家的饭碗主要来自宫廷与贵族。浙派的两位领军人物戴进与吴伟,都是在得到宫廷的赏识或者成为贵族的门客之后,捧上好饭碗。

  到了明代中期,代表着皇室贵族品味的浙派开始走下坡路,随着领军人物的逝去,浙派的画风逐渐流于粗鄙。而沈周、文徵明为首的“江南style”逐渐兴起。整个文化圈的审美意在吴门画派的江南style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转变。浙派画家渐渐无法立足。

  以文徵明为首的江南style的兴起,象征着江南文人品味的胜利。同时,画家饭碗的掌控者也由皇室贵族,转向了民间的富豪。明代中期,国泰民安和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贵与富豪。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决定个人的威望与地位高下。尽管商贾腰缠万贯,依然被看成缺乏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商人为了进入主流文化圈,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仿效文人举办各种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书画家密切往来。

  商贾开始为文人画家们提供饭碗。不少画家在富豪的私家园林里吃上了长期包饭。商人的地位由卑微,到与艺术家平起平坐,再到作为主人请客吃饭。商人与画家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等级差别。

  如果说明代之前,画家的饭碗由皇室贵族决定,明代中期开始,巨贾豪富就成为画家饭碗的掌控者。民间资本开始掌控画家的饭碗,商贾的品味开始影响艺术史。

  清代:个体户的春天

  清代历朝的画家繁花齐放,有史可稽的画家多达近六千人。事实上,清代有能耐的画家,无论宫廷内外,大多能捧上一个好饭碗,过上吃肉的好日子。

  异族入侵,改朝换代之初,文人和画家通常对新政权持敌对的态度。清代建国之初也不例外,清初的著名画家中除了王原祁和王翚之外,“六大家”、“四僧”和 “金陵八家”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远离仕途。他们有的生于明代的富豪宗室,家产丰厚;有的以占卜算命、私塾坐馆为生,大家都不愿意吃新朝代的皇家饭。

  比起在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中遭受无妄之灾的清代文人,皇帝们对画家还算不错,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绘画。到了清代中期的康乾年间,宫廷画家越来越多。

  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分三等,月薪分别为:11两、9两、7两。当时一亩良田约售价10两。但是好待遇并非一成不变,工作是否勤勉,艺术水平有无提高,又或者皇帝品味的变化,都可以影响画家们的薪酬变化。如有退步,轻则降级,重则革职。比起明代洪武年间,画家有违圣意,即可问斩,那是天壤之别了。

  康乾盛世,不但宫廷画家的皇家饭吃得香,民间个体户画家同样吃得开。清初戏曲家、美学家李渔在谈美食的时候说:“蔬菜第一,谷物第二,肉食第三。”—— 郑板桥等人肯定不同意李渔的说法,他们觉得还是吃肉比较好。郑板桥自述在1748年卖画收入纹银1000两,而当时县官的基本年薪只有100两。彼时民间经济发达,以江南盐商为首的新贵巨贾给民间个体画家提供了新饭碗。

  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统年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宫廷画家的皇家饭越来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画也日见衰微。在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现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开启了近代和现代的画风。画家的饭碗逐渐向民间倾斜。

  民国: 商业化的饭碗

  随着清廷的灭亡,皇家审美体系的解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国画家一分为三:1、岭南派(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与江南画家(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傅抱石、丰子恺);2、齐白石与京津画家;3、徐悲鸿、刘海粟等中西合璧留洋派。

  前两类画家的饭碗来自明码标价,公开售画;后一种留洋画家则办学授徒居多。

  清代之前,公开售画无疑是惊世骇俗;晚清时期,明码标价还属有失斯文之举。到了民国,已经没有人对公开售画有异议了。

  民国时期的字画市场很发达,几乎所有画家都挂榜卖画。战乱频频的民国,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民间以收藏名家字画为保值手段。因此,民国画家的饭碗还算丰裕。以1913年吴昌硕的润格为例:堂匾2两、斋匾8两、楹联三尺3两、四尺4两。而冯玉祥将军回忆他的20世纪初的河北农村生活:“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

  民国字画市场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画家的饭碗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小圈子中的流转、交易,民国字画市场还出现了美术社团、画铺、润格制度、书画中介人,以及报纸杂志的广告宣传,等等新兴的商业手法和宣传手段。

  民国画家的饭碗一是来自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二是来自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如严信厚、朱佩珍、黄金荣等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奠基者徐悲鸿,就是由犹太大亨哈同的总管姬觉弥赞助日本留学。就在河北农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荤席的20世纪初,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内轻轻松松花光2000块大洋,扛着大批艺术书籍和艺术珍品欣然回国。

  1928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赞助3000大洋,让徐悲鸿在南京买宅基地。当时商界、政界的赞助人对画家不可谓不慷慨。民国之后,中国少有不求回报的艺术赞助人。

  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9年之后,美术学院和画院的专业画家捧上国家铁饭碗,除了领工资之外,还能私下卖画。50年代至文革前,北京的琉璃厂、荣宝斋仍有字画出售,以京津画家为主。据史国良的回忆:当时的齐白石和徐悲鸿不过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就很高了。

  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其实等级分明,各家的饭碗大小不一。大多数专业画家捧上铁饭碗,有的同志却很幸运地捧上金饭碗,例如齐白石老人。齐白石出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的嘱咐下,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给齐白石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想吃啥就做啥,国家付账。后来又改为每月发500元生活费,由家属代办伙食。

  毛主席在50年设宴款待齐白石,由朱德作陪。掌权者与画家的这一次饭局,礼仪与历朝历代繁复的皇家宴席不同,并没有皇家宴席的象征性、壮观和威权,只是一顿热情的便饭。

  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掌权者邀请画家吃一顿不讲礼仪、不分尊卑的便饭。掌权者的餐桌礼仪的巨变,意味着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剧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剧变。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著名画家都饭碗难保。受到“反动黑画”和“文艺黑线回潮”的牵连,大批画家被打倒在地。他们能在牛棚和干校里平平安安混个两饱一倒,算是家山有福、祖荫庇佑。同时,非专业的画家走到前台,大众成为艺术创作队伍的主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同样可以是画家,画家的饭碗被乌合之众抢走。

  文革结束,文化部给画家平反、摘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吴作人等名家的画作再次摆进琉璃厂,大概二、三十元一平尺。70年代末期,史国良、范曾、崔如琢等年轻画家也开始卖画。史国良三元一尺,范曾五元,后来又升到七元,让众人很是羡慕。——他们之中想象力最疯狂的人也不知道,二、三十年后,他们的画作售价过百万、千万,他们一一成为捧着金饭碗的巨富。

  80年代以后:饭碗的未来

  星星美展、85新潮之后,中国画坛逐渐两分天下:体制内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90年代之前,体制内画家与大众一样,捧着铁饭碗,吃不饱饿不死。90年代开始,美院、画院的专业画家开始卖画。以F4为首的众多当代艺术家也开始卖画,艺术圈至今流传着无数当代画家的第一次卖画,无一例外地手颤抖着数钱,卖画之后请穷伙计们吃饭。

  从90年代到新世纪,体制外能够成功的当代艺术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圆明园、宋庄的画家都是三餐不继。马越在《长在宋庄的毛》里写道:“这家伙都好几天没见油腥了,天天吃馒头喝盐水,半个月拉不出屎来,眼珠都不转了。”这也许是不少北漂画家的写照。

  进入新世纪,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体制内外的许多画家都捧上了好饭碗。

  今天的画坛三分天下:画院水墨、美院写实、当代艺术,各自有各自的饭局。艺术品市场前所未有地昌盛,画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与此同时,艺术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小,大多数圈外人并不了解捧上金饭碗的画家;西方艺术标准对中国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大,除水墨画之外,大多数画家的饭碗要取决于西方的标准。

  与以往所有朝代都不同,今天的画家饭碗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涉及到工作室的团队、画廊、拍卖行、保险业、运输业、经纪人、银行基金、美术馆。大腕画家的跨界活动,使得他们的饭碗与更多人的饭碗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艺术也开始产业化和金融化,画家的饭碗与艺术的内容一起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中国两千年的艺术史当中,画家的饭碗一直取决于掌控政治与资本的权力之手,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画家开始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部分,开始成为别人的饭碗的掌控者。这对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明天的艺术史将要记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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