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三国学者鼎力校印敦煌古本《楞伽师资记》

时间:2018-12-12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达森/四川


法国巴黎国立博物馆藏P.3436敦煌古本《楞伽师资记》原卷(局部)

  《楞伽师资记》是中国内地久已失传的佛教史书,其内容仅存留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写本中,后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分别劫掠至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立图书馆。1926年秋,胡适赴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之际,在巴黎和伦敦阅读敦煌卷子时,首次发现《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颇感其内容罕见,史料珍稀,于是自费将其全部影印带归国内,以备研究。

1931年北平待曙堂初版《楞伽师资记》,沈尹默封面题笺

1931年北平待曙堂初版《楞伽师资记》,太虚大师扉页题笺

1931年北平待曙堂初版《楞伽师资记》,胡适序言

1931年北平待曙堂初版《楞伽师资记》,正文首页,署“鸡林后学金九经校”

  事实上,胡适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共有三种,都不是全本,或多或少都有残缺。此三本中,大英博物馆的S.2045与S.4272首尾俱残,巴黎国立图书馆的P.3436首残尾全;三本相加,除首部序文略残外,基本可复原全书面貌。但胡适归国后,忙于文教事业与社交活动,并无精力与时间将上述三种写本加以校勘整理。匆匆五年过去,胡适这一重大学术发现还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与论文中,始终未能有一部《楞伽师资记》校印本面市。直到1931年,一位朝鲜学者登门访求胡适的影印本,该书的校印出版计划方才开始推进。

  这位朝鲜学者名叫金九经(1900—1950),原在朝鲜汉城帝国大学任教,于1924年来到中国北京,曾入住“未名社”。1925年至1928年间,他又在北京大学任讲师,讲授日文和朝文,这期间还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但殊不知,金九经还曾在日本京都的大谷大学就读,曾是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的弟子,一直倾心于佛学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门访求胡适的《楞伽师资记》影印本,很大程度上与其师铃木大拙与胡适在学术的交流共鸣有关。

  原来,1930年铃木大拙用英文写成《楞伽经研究》一书,在英国伦敦出版。不久,他即将此书从日本京都寄赠北平的弟子金九经。金又将此书赠予胡适,“请其批评,私意欲期中日学者之互相沟通也。”胡适读罢此书后,于1931年1月2日复信致金,称“铃木先生的楞伽研究,已读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很可佩服的。有一部分的见解,他和我很相同”,但同时又称“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胡适认为,铃木大拙未看过《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得出的学术观点还不够全面。同时,胡适也表达了他作为后辈学者的谦虚。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铃木大拙向胡适推荐金九经校印《楞伽师资记》,以便中日两国学者在学术研讨领域有一部可供参考的“定本”。

  1931年10月末,铃木大拙在《大谷学报》第十二卷第三号发表《楞伽师资记及其内容概观》一文,为正在校印、即将出版的《楞伽师资记》大为赞叹。文中写道:“《师资记》原本,一部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一部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如此,承两人好意,珍贵的禅宗史从此可供一般读者阅览了,学界可称庆举。现在,笔者入手的尚非全书,有待胡适亲撰序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铃木大拙提到的《鸣沙余韵》一书,系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编印。矢吹庆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搜集之数千件敦煌出土古写本中,摘选有关佛教的古逸经典100余件,编为正篇;另将若干稀世墨宝及其他写本卷子40余件,编为篇外,于1930年印成该书。但该书所收录的《楞伽师资记》没有“巴黎本”,因而也并不完整。所以铃木大拙对在北平即将印成的《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满心期待,颇感欣喜。

  1931年11月15日夜,胡适为《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撰写的序言终于完稿,开篇即提到金九经借去影印本校印,又让他再校勘与写序的整个过程。原文如此:“民国十五年九月八日,我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读了楞伽师资记,当时我就承认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不久我回到伦敦,又在大英博物馆读了一种别本。这两种本子,我都托人影印带回来了。五年以来,我时时想整理这书付印,始终不曾如愿。今年朝鲜金九经先生借了我的巴黎、伦敦两种写本,校写为定本,用活字印行。印成之后,金先生请我校勘了一遍,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感谢金先生能做我所久想做的工作,就不敢辞谢他作序的请求了。”看来,金九经在“事变方殷”的情形之下,“特事特办”,采取了先将正文校印出来,分头送至铃木大拙与胡适两处,让他们再校勘一遍之后,方才最终排定正文,再等胡适序言一到,即可付印了。

  虽然胡适的撰序终于完稿,但“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因局势所迫,在北平校印《楞伽师资记》之事仍不得不中止。直到1933年,金九经主持的以校印古本佛教史料为主的“姜园丛书”陆续面市,该丛书中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终于在沈阳得以印成。在此之后,《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成为东亚学界在研讨佛教史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定本”,这一版本通称为“姜园丛书本”。

  上述这些史实,后来被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写入了《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一文中,该文被编入《胡适禅学案》一书,于1975年在日本公开出版之后,渐为东亚学界所熟知。《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乃中日朝三国学者共同促成之成就,也渐成共识。

  在《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印成之前,就在1931年底,金九经还曾在北平试印过少量《楞伽师资记》特印本;因该书版心处印有“待曙堂”字样,故此版可称为“待曙堂本”。该书为16开大本白纸线装,用仿宋铅活字精印;封面题笺者为沈尹默,扉页题笺者为太虚大师;正文之前有太虚大师序与胡适序两篇。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界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巨擘、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这篇序言,尚未见后世研究者披露过,也是“待曙堂本”与“姜园丛书本”在内容上的重要差异之一。太虚大师序言如下:

  “比年佛书之备,迈越前代。不惟东流之故籍西返,原典之参验殊译。在在恢彉旧闻,而敦煌石室所蕴者之发见,亦增中外学者不少钻研之趣。楞伽师资记,则其中之一也。写本有二,一藏巴黎,二存伦敦。担雪行者金君九经,通种种语言文字,而意乐禅宗,得兹记。以其足资禅源之探究,乃精校刊行,并索予为序之。按宗门向传达摩授慧可楞伽四卷以印心,又传达磨有二入四行之说。此记皆言之历历,惟天宝后禅风寖盛,大抵为道信下牛头融一流与黄梅下曹溪能一流,遂行五祖后改授般若之说。据实此宗重行证不崇经教,楞伽般若,皆一时方便。此记以宗楞伽故,推四卷楞伽译者为初祖,降达摩为第二,而自居于玄赜下,要亦为禅宗各派中一支流之说。虽未可准以论断禅史,然藉以推知开无以前之禅宗内,犹有宗楞伽之一派,则不无足多也。记中载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师之所说,征引经论,发挥义理,且兼修念佛三昧,颇异后代禅风。故此书之出,当为禅宗一重大公案焉。”

  此外,“待曙堂本”在版权页上明确标示校印时间为“民国二十年九月”,比胡适序言完稿时间尚早两个月,也从侧面印证金九经先印古本正文、再等胡适序言的“特事特办”这一史实。而书后还附有一大页折叠勘误表,可见当时印制过程之匆促,更可见校印者的严谨尽责。

  总之,作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朝三国学者鼎力促成的《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无论是“待曙堂本”还是“姜园丛书本”,都堪为东亚学术史上一桩“公案”。该事件更可视为近代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特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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