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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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张效彬

时间:2017-4-29 文章来源:荣宝斋 作者邹典飞/文任职于首都博物馆


张效彬 印章

  张效彬(1882—1968),名玮、字效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秀才,后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后,任教于京师政法学堂。民国以后任北洋政府驻帝俄远东(伯力)领事,十月革命后归国,曾任教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学院等,喜收藏,精鉴赏,是民国时期北京著名的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其父张仁黼为朱翼盦先生岳父,张效彬即朱翼盦之子朱家济、家濂、家源、家溍的三舅。  

  张效彬在民国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收藏界名气很大,他出生于书香家庭,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教育,从祖父起家中世代好收藏和鉴赏,并传下了“镜涵榭”收藏印。其父张仁黼为清末大臣,官至兵部侍郎、大理院正卿、吏部侍郎等职。谈到自己父亲,张效彬曾说:“先严(张仁黼)秉性刚直,服膺孔孟,为官多年,廉洁自持,所得薪俸,除购置南小街方家园一所两进大院外,并未在家乡广置田产,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购置书画、碑帖、古玩上。”张效彬所藏的书画、碑帖、古玩,有一半是继承其父的。他收藏宏富,尤以碑帖见长。

张效彬

张效彬 《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题字

  张效彬的学生张家彬在《清华校友通讯》第10期撰文,对张先生讲授中国财政史的情形有详细回忆:“张师身材矮小,貌不惊人,恒着长袍马褂……张师博学鸿儒,对于中国自商以来三千余年之财政史,加(如)数家珍,而配合教材,常以其家藏之古物,如商鼎周铜之类相示。中国财政史本属选课,然每次上课,座无虚席,听者动容。课余,张师常邀学生至其家茶叙,其家藏中国文物、古玩玉器,自商朝以至明清,琳琅满目,犹如一小博物馆。师母俄籍,精通英法俄各种语文,独不懂华语,招待茶点,穿梭其间,谈笑风生,构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画面……”张中行则在回忆中说:“都知道他很有钱,可是他向来不坐车,出门,不管远近,总是走。在这方面,他还有近于阶级的理论,一次同我说,凡是走着来看他的,他一定回拜;凡是坐汽车来的,他一定不回拜,并且告诉来访的人说,因为没有汽车,恕不能回拜。我发觉,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比如每年新正我到他家,第二天他一定也来一次。我有时想,他的怪可能与想法过时而又认真有关,比如有一次,他托我代他出让端砚两方,理由是,因为他的斋名是‘二十砚斋’,日前又买了两方,与斋名不合,所以必须出让两方。”他还自负于自己的养生之道,秘诀就是“不着急、不生气”,直到八十岁,还能耳不聋、眼不花。

张效彬 行楷题跋

  张效彬自幼受其父影响,对孔孟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著有《孔子真谛》《大学浅解》《华夏传统思想习惯考略》等,并汇编成《敔园丛草》,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广为流传;还曾一度在大学讲授《经史百家杂钞》。他为人处世处处遵守礼法,年轻时常西服革履,归国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总是夏天长衫,冬日棉袍,外罩马褂,头戴黑缎小帽,颇有清末士子的遗风。对待学术问题,张效彬向来坚持自己的意见,对于认定的观点和信仰绝不轻易改变,曾一度与郭沫若往来颇多,但二人因对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结论亦不同,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一见面就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索性断绝了来往。

  谈到张效彬的收藏,除世人皆知的碑帖外,据他的友人徐士瑚回忆:“张先生在解放前的数十年期间,除任公职教职与从事著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千方百计地搜购名画、名帖、名砚、玉器、青铜器,同他父亲传下来的文物,共有270余件,其中明画最多……他讲他收藏的明画,北京任何收藏家都不及他的多,也不及他的好,这些明画都收藏在他家后院一高大房间内。元画中,我只记得一幅李享的几串紫葡萄,是常挂在他客厅的,至于他家的青铜器、玉器、古砚等古物,与《四书》《五经》,则摆放在客厅内的楠木书架与楠木条案上。”解放前,张先生曾为了购买一件“提梁卣”,忍痛将南小街一个两进的深宅大院卖了5000银元,他们一家不得不搬到妹妹家外院的小平房居住。解放后,张效彬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故于八十岁寿诞之时立下遗嘱,在自己百年之后将全部文物捐献国家,他还请父亲的学生陈叔通、山西大学教授徐士瑚二人在遗嘱上签名作证。张效彬捐赠的碑帖,如今藏于首都博物馆。

张效彬 行楷题跋

  张效彬的书法存世较少,题跋在拍卖市场上偶有出现,笔者因工作之缘,对张氏书法略有涉猎。他对书法极为钟爱,穷其一生研习,功力很深,加之受家庭影响,自祖父起,家里世代好收藏和鉴赏,父亲张仁黼亦善书,时人杜慕堂曾评其书:“导源于鲁公,蹀躞于虞世南,用笔之厚,结体之严,不愧老成典型。”张效彬是在文人世家中成长起来的书法家,青年时曾任驻帝俄远东(伯力)领事,为开眼看世界的早期中国人之一,具备深厚学养和广博胸襟。同时,张效彬亦属于旧京金石收藏家群体。他虽未能留下系统的碑帖著述,但其所藏碑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高,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收藏界名望甚高。通过整理张先生所藏碑帖,笔者对他的书学经历略有了解。如他在1949年书于《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中的题跋云:“丁巳至癸亥数年间,喜临北碑。殊不免芷陔老人(李在铣)所刺择焉。不精实,乖大雅。甲子于役北海,行装已具,忽得一《皇甫明公碑》务字不损本,乃去而习欧书,十年不获寸进,因改临此碑,岁壬午又得虞公碑宋拓本,复回欧,学六七年来无所得如故也。”明确的谈到1917年至1923年间喜临北碑,但从可见的张效彬碑帖来看,并未发现魏碑作品。由于笔者仅得见部分张效彬捐赠碑帖,因此不知藏品中是否存有魏碑,但可推断张效彬捐赠藏品中魏碑很少,这可能源于喜好的原因。1924年,张氏收得欧阳询《皇甫明公碑》后,开始习欧阳询,十年没有进境,故改习《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1942年,收得欧阳询《虞恭公碑》后,复习欧楷,仍觉无进展,因此复习《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在此段跋文末尾,张效彬感慨自身习书虽“勤而又恒”,但“学书多而又成者少”,从此段文字来看,张效彬的学习徘徊于隋唐之间,对《隋龙藏寺碑》及欧阳询《皇甫明公碑》《虞恭公碑》均有涉猎,且“勤而又恒”,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1964年于《隋龙藏寺碑精拓旧本》后题跋中,进一步阐发了习书主张,他认为《房梁公碑》《雁塔圣教序》二碑“皆极不易学。若徒求形似,而不得其高华之丰韵,则不免习气重甚,至横不平,竖不直。故自来临褚书而名世者绝少”。可见他觉得褚书不易学,题跋中谈到他曾系统临习过褚遂良体书法,但终未能窥其奥窔。据笔者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确实有一批学者的书法标榜褚遂良体,习褚书也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像张效彬友人赵世骏,他即以擅长褚体书法称著一时。而活跃于京城的河南名士秦树声,亦工褚书,且他与张效彬为同乡。但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未见到二人交往的证据。

张效彬 行楷题跋

  从目前可见的题跋来看,张效彬早年习书应受过严格的馆阁体训练,1917年至1923年之间喜临北碑。1924年,转临欧阳询《皇甫明公碑》《龙藏寺碑》《虞恭公碑》,其间也临习过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等。从其所藏碑帖来看,他还应临习过《隋元智暨夫人姬氏志》《隋孟显达碑》《颜鲁公家庙碑》等,可见张氏终生致力于楷书学习,取法在北魏、隋、唐之间。他的楷书吸纳了隋、唐碑版中细腻遒美的风格,取北魏的刚劲挺拔的朴拙美感。初看张效彬的楷书题跋,与唐人写经体略为近似,但其笔力强健,气格在隋唐之间。

  徐小燕女士曾回忆张氏晚年作书情况:“记得张老每天上下午各写寸楷四纸,已坚持了半个多世纪。难怪他字体工整娟秀,遒劲有力。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都是那么疏密得体,凝重稳健。”他亦能书大字,从他为家藏《田园风味》图卷来看,其大字以颜真卿体为主,与父张仁黼书法“导源于鲁公”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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