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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国宝级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的双面人生

时间:2017-4-29 文章来源:美术报 闫慈


阿尔丰斯·穆夏 故乡的斯拉夫民族 布面油画 610×810cm 1912年

  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以优美而富有装饰性的绘画风格广为人知,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商业海报与宣传画,尤其是流畅植物纹样装扮下的女性形象最具标志性。另一方面,穆夏更是一位怀有深沉民族情感、积极融入社会的艺术家,来自时代氛围和民族心理的双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终共同作用,令他创作出了反映斯拉夫民族自我认同的历史性题材绘画。

  正在东京国立新美术馆举办的“穆夏画展”全方位呈现了画家的艺术面貌,包括他最典型的巴黎时期“穆夏风格”作品,20幅《斯拉夫史诗》油画巨作也首次呈现亚洲,展期将至6月5日。

  “新艺术运动”的辉煌旗手

  1860年的夏季,阿尔丰斯·穆夏(Alphonse Mucha)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南部小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了。此时的摩拉维亚尚属奥匈帝国统治。一战前,奥匈帝国的政治版图极其辽阔,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他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为帝国建立了一支超民族军队,并规定德语为统一语言。工业革命的强大影响力促使帝国取得了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庞大版图的内部也暗潮涌动,隐藏着复杂而众多的民族、地区矛盾,各民族团体之间不仅因党派斗争,而且因地区差异难以相容。

  直至一战爆发,历经斗争、纷纷成立的众多新兴民族国家,终于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穆夏的家乡摩拉维亚也获得新生,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社会变化,无不对穆夏的艺术之路产生影响。作为一位怀有深沉民族情感、积极融入社会的艺术家,来自时代氛围和民族心理的双向因子在他身上始终共同作用,并预示了一个悖论的出现:在商业绘画取得广泛影响之后,穆夏何以放弃商业上的成功毅然投身主题性历史画的创作?

  1871年,穆夏获得了圣彼得罗马教堂的奖学金,便前往布尔诺市寄居学习,并加入了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的唱诗班。这座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保存了许多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品,精美的雕刻和着神圣的唱诵声,无疑给年幼的穆夏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启迪着他的心智。中学毕业后,穆夏回到家乡在法院里做文员,但对艺术的向往却从未停步,此时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一位画家,一位杰出的历史画家。

  梦想照进现实仿佛令人生充满激情,但人生却也十有八九不如意。这句话用在年轻的穆夏身上似乎恰如其分,看看他的求学之路便能明了。自1877至1889年的十多年间,穆夏辗转于布拉格、维也纳、慕尼黑和巴黎这些享有“都市”形象的新兴城市,他的求学之路,更像是在实践中学习的艺术探索过程。

  被布拉格美术学院拒绝后,他在维也纳一家剧院内谋得了一份绘制布景画的工作,白天画布景,晚上奔赴美术夜校上课。维也纳,这座激荡着各种思想的文化大熔炉,此刻不仅开阔了穆夏的眼界,还令他遇到了自己的艺术“偶像”——汉斯·马卡特(Hans Makart,1840-1884)。马卡特较传统学院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色彩的重视和追求,精致的服饰、充满肉欲的女子以及明快的色彩是其艺术的显著特点,这种表现手法显然对穆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大火令剧院破产,穆夏被开除了。他只得回到家乡,靠售卖肖像画为生。也许上天眷顾着这位时刻准备的青年,在米库洛夫小城,他遇到了慧眼识珠的库恩·贝拉西伯爵。伯爵对穆夏装饰设计的私人宫殿相当满意,便决定资助他到慕尼黑艺术学院深造。穆夏终于步入艺术正轨了,两年后他又转战巴黎,于1887年正式进入朱利安学院。19世纪的欧洲美术学院仍然是以历史画创作为教学重点,学院派的严格训练为穆夏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1889年底,贝拉西伯爵戛然中断了他的赞助,经济孤立的穆夏再次陷入困境。此刻,那成为历史画家的梦想显然也不合时宜了。幸亏还有一技在手,为书籍杂志画画插图、绘制些广告画还可勉强维持生计。

  有一种时尚叫“穆夏风格”

  虽然脱离了学院,但自来到巴黎起逐步建立的朋友圈,依然支撑着穆夏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他先后与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相识。1890年,穆夏又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歌舞剧明星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并为她画了一张造型为埃及艳后的素描,恰恰是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创造了改变穆夏命运的机遇。

  1894年的圣诞节前夕,伯恩哈特找到了穆夏,请他为“文艺复兴”剧院即将上演的歌舞剧《吉斯蒙达》(GISMONDA)设计海报。在长度足足两米的海报里,穆夏把这位传奇女明星塑造得如希腊女神般高贵优雅,背景的镶嵌画和人物服饰则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拜占庭风格。当海报张贴到巴黎的大街小巷,出人意料的轰动效果出现了。一夜之间,穆夏声名四起,巨大的影响也使莎拉巩固了自己巴黎头牌女星的地位。于是,她与穆夏签订了长达六年的合约,从此穆夏几乎包揽了伯恩哈特所有的演出海报、门票、戏剧服装、珠宝首饰,甚至是舞台布景设计。

  19世纪末的巴黎不仅是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更以其综合影响力吸引着世界范围内机会主义者的目光。咖啡厅、大剧院以及沙龙文化弥漫着巴黎的空气,各大剧院为求生存必须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出剧目的宣传无疑成为其商业竞争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经历法国大革命后近百年的发展,中产阶级地位已然大大提高。除了那些由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以及因工业革命而发迹的企业家们组成的社会精英团体外,19世纪的欧洲还存在着另一批财富拥有者,他们包括一些职业人士,如律师、医生、作家、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还有那些受店主雇佣的低级中产者。消费群体的扩大以及现实需求的刺激,既给艺术家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他们的崭露头角提供了时代之机。在时代氛围的浸润下,那些创意新颖、精美夺目的商业性演出海报几乎成为巴黎街头的一种时尚,并且预示着一场审美趣味的转变。

  当莎拉选中穆夏的那一刻,不仅意味着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代言,同时,一场波及全欧甚至可冠以“欧洲风格”之名的新艺术运动更已悄然来临。就创作手法而言,穆夏巴黎时期的作品往往展现出东西方多种艺术风格相融合的特点。那些繁花锦簇下,时而优雅可人、时而诱惑妩媚的美貌女性形象,结合轻柔明丽的色彩、动感的构图以及多样化的视觉元素,共同塑造了特点鲜明的“穆夏风格”。穆夏为伯恩哈特绘制了众多著名的舞台剧海报,如《情侣》、《美狄亚》、《哈姆雷特》、《托斯卡》和《年轻的鹰》等等。尤其是1896年的《茶花女》成为穆夏的经典作品,借助伯恩哈特巡美演出的机会,“穆夏风格”也被推向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商业订单接踵而至,穆夏的装饰艺术广泛涉及家具、产品包装、建筑设计、广告招贴、珠宝首饰诸领域。此外,穆夏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编辑出版的《装饰文献》、《装饰人物集》两本著作,为设计创作提供了具体的实用指南,广泛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插图、海报和书籍装帧设计,成为“新艺术运动”的一面旗帜。

  落叶归根与历史画创作

  1904年,穆夏开始了他的访美之行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回应。他于1906年正式离开巴黎移居美国,先后在纽约美术学院、芝加哥美术学院等校任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尤其是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愈演愈烈,斯拉夫人强烈反抗奥匈帝国的日耳曼化政策,为争取民族独立奋勇而战。虽然穆夏此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从未消减对深陷困境的民族的深沉同情,还参与了民族组织斯拉夫人协会。当他被波士顿爱乐乐团演奏的《伏尔塔瓦河》震撼之后,便下定落叶归根的决心,于1910年毅然返回自己的家乡。

  1911年,穆夏把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布拉格近郊的兹比罗赫,便开始埋头绘制他晚年耗费近17载光阴的巨幅历史画《斯拉夫史诗》(The Slav Epic)。这一组画主题源自斯拉夫的民族历史,20幅尺寸巨大的油画作品(约610×810cm),描绘了斯拉夫民族从史前到19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景,反映了一名人道主义者对故乡深沉的爱。

  实际上,自1904年穆夏到访美国开始,他便逐渐转向油画创作,虽然旅美之际仍然创作一些杂志封面和商业广告,但与巴黎时期(1894-1904年)典型的“穆夏风格”相比,画风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穆夏于1911年设计的《西雅辛斯》海报,就将女主角塑造成了充满力量的现代女性形象,海报色彩明亮而富于写实性。在《斯拉夫史诗》中,画面的主角不再是理想化的女性,而是现实生活中具有鲜活特征的斯拉夫人民,风格也脱离纯粹装饰性而呈现出象征主义的特质,画面充满了斯拉夫民族的激情。他还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设计纸币、邮票、白狮子国徽等等,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不仅完成了历史画家的职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位全能型艺术家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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