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长孙的彷徨与呐喊

时间:2015-11-30 21:28:23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2006年9月周令飞夫妇和父亲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前。1927年2月18日鲁迅曾在此讲演

  2013年12月4日晚,鲁迅长孙周令飞在首届鲁迅文化奖上发表演讲,他脸色凝重地说道:“今天鲁迅奖起了头,也刚刚才起头,或许它必将迎接疾首蹙额、求全责备。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阻碍,甚至批评和打击。我们应该怎么办?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话: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整个颁奖典礼气氛炙热,一片欢腾,周令飞的发言却如同一桶冰水,让人清醒。事实上,首届鲁迅文化奖的评选期间,网络上就出现各种声音,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比如方舟子就直指 “鲁迅文化奖拉鲁迅的大旗,做嗜血公知的虎皮”。任何活动,只要跟鲁迅沾边,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关注与争议。对此,作为鲁迅的后代,早是深有体会。

  周令飞,长相很像他的祖父,尤其是那两撇一字胡,从1969年当兵便开始留起。不过他个子很高,比祖父足足高出20厘米。

  2006年时,我第一次采访周令飞和他的父亲周海婴。周老先生风趣幽默,温和低调,而周令飞更显张扬与活络,他们拥有名人后代的光环,一出现就备受关注,但是我却在采访中以及之后的多次接触中,捕捉到了他们的孤独与无奈。对于各种光环与吹捧,周海婴看得很明白,他曾私下发牢骚说:“一些机构表面上看起来很尊重我们,实际上就把我们当花瓶,我们说的话,人家爱理不理。要让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就要有发言权。”

  但是在中国,整个社会似乎并不喜欢、也不习惯名人家属发声。普通人要花多少心血才有可能获得众人的丁点关注,而名人的后代一出生就有,势必让人羡慕嫉妒恨。而名人的后代们被社会拿各种标尺衡量,深受“名人之累”,因此几乎是集体选择沉默。

  我也听到一些学者私下说,周氏父子还是低调些为好。鲁迅,几乎被敬为神灵,如同太阳,作为他的后代,除非你的成就与光芒盖过他,否则将永远被自己的祖辈照耀,永远生活在祖辈的影子里。当然,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躲进小楼,没有外界的聚焦,自然少了些影子的随从,活得也更自在些。

  但是,周氏父子却不,他们非要发声,最初跟“钱”有关,还打官司,自然备受争议。他们并肩走了十来年,一直在为自己的权益,为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而呐喊,这些呐喊已渐渐被社会接受、认可,但是鲜有人能真正理解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路途中的痛苦与彷徨。

  周海婴真正的战友只有大儿子周令飞,而对于周令飞而言,亦然。如今周海婴先生已于2011年过世,只剩下周令飞依然在坚守。如果说作为无线电专家的周海婴在维权之前的大半辈子过得还算风平浪静,那么周令飞的人生则一直在祖父鲁迅的光环照耀下,波涛汹涌。上世纪八十年代,周令飞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爱退党赴台,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夫妻俩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才让世人慢慢接受这段纯粹的爱情。2000年起,周令飞出现在大陆,开始高调维权,普及鲁迅,却又让他再次陷入各种质疑、不解中……

  前不久,周令飞新建了一个鲁迅文化基金会的微信群,被他拉入者已近百人。周令飞喜欢热闹、喜欢广交朋友,也不时有各种应酬,所以一些人认为他就是个社会活动家,不过显然他自己并不这样定位。

  在“2013鲁迅文化论坛”午休期间,我与两位参会嘉宾路过贵宾厅,只见周令飞一人坐在那里看稿,为下午的发言“热身”。“你照着稿子读一读就行了嘛,还要准备什么呢?”我身旁的一位嘉宾,也是周令飞的朋友调侃道。“还是要慎重、慎重。”周令飞笑答。“令飞,上午听了你的演讲,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了。” 这位朋友又直率地说道。“不然,你认为我是怎样的人呢?”“以前我以为你是搞文化产业的。”周令飞笑笑,没有再接话,又低着头看起了稿子。

  “这种看法都是表面的。”事后,周令飞告诉我对此评价的看法。即便是熟悉的朋友,也未必真的了解他。

  “回想过去,我在每个时段有不一样的追求,七十年代追求知识,八十年代追求爱情,九十年代追求小康,2000年追求补偿,2010年追求守护和奉献。我一生一直都在不停歇地完成阶段任务,该退休了现在又从零开始。”周令飞在回答我的采访问题时,这样总结道。

  这次再约采访时,周令飞非让我先发采访提纲给他,他好准备准备。等我发过去后,他立马打来电话“埋怨”:“题目太多了,你要累死我啊!”我赶忙“安抚”道:“你先看看,到时口头回答啊。”可是,到了采访那天,我一到瑞金二路鲁迅文化基金会的上海办公室,他就拿出厚厚一叠已书面回答好的稿子。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一些细节,更深入地聊了起来。
  
归来的初衷是为了补偿

  1999年,因帮台湾一家公司策划上海的一个文化项目,周令飞回到大陆。看到父亲正痛苦地孤军维权作战,他立马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周海婴外表随和儒雅,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却相当执拗,2000年前,他已经在维护鲁迅权利的路上辛苦走了十几年。那时,许多政府单位和企业以“鲁迅是国家的”为由,滥用鲁迅肖像、姓名和著作权,周海婴不愿看到父亲的形象被商业化利用,一贯低调的他,出面维护鲁迅先生的权益,状告侵权的机构,这让他收获许多白眼和骂名,比如:鲁迅的儿子不孝;鲁迅的后人爱钱;甚至一些朋友和一些领导,也劝他说,鲁迅这么伟大,你这个鲁迅的后代,就绝对不能提权或者钱。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继续奋争下去。

  “父亲不是为了钱,而是讲原则,为何去维权,是因为我们有法权,家属有这方面的权利。父亲跟我说,他觉得这一辈子到晚年应该做一些事,隐隐约约感到自己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是呢,他又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辈子生活在鲁迅的影子下,有了不同的声音就特别在意,容不得有任何人讲他不好,他希望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所以当时精神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周令飞对我说。

  凭着之前积累的经验,周令飞开始帮父亲打官司,他建议不要用父亲的名字去维权,而是提升为一个机构、组织,以机构对应机构开展工作,于是2002年3月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

  2002年,周令飞在大陆的事务处理完了,本该回台湾了,那边的妻女正等着他。但是周令飞却犹豫了,手头帮父亲打的官司还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眼前时常晃动父亲期待的眼神,耳边不时响起他的“唠叨”。

  “那段时间,父亲不断跟我谈,鲁迅精神传承要有人做,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不搞文艺,只有我是学搞传播的,算来算去,觉得应该我来做。”

  最终,他决定留下了,让他留下的原因一大部分是之前对父母满心的亏欠。

  周令飞,生于1953年,周海婴说他性格颇有点像爷爷鲁迅,“个性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周令飞就不经大人同意,自己跑去报考一个解放军少年艺术学校;十六岁上中学时,年龄还不到参军标准,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地当了兵;几年后转业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到1979年前后,国家允许自费出国留学了,周令飞通过朋友联络,向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报了名。为此,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因为他是鲁迅的后代,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申请迟迟批不下来。最后以“公派自费”的办法才得以出国学习。

  在日本读书期间,周令飞结识了班上一位台湾来的女同学张纯华,她的日语基础好,愿意帮周令飞补课。这位张小姐虽是富家女,但却并不骄矜。在交往中,两人产生了爱情。可是这份爱情因为周令飞的特殊身份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台湾有关方面劝告张纯华的父母,周令飞是“党国”一向最讨厌的鲁迅之孙,于是她父亲急忙召回了女儿,不敢再放她去日本了。之后,张纯华用了缓兵之计,才得以再返日本。而大陆方面也早就开始注意周令飞与张纯华的关系,一度谣传张纯华是“台湾方面训练有素、善使美人计的女特务”。因此,组织上已考虑要周令飞中止在日本的学习,立即回国,如有必要,甚至还将不惜采取组织措施——强行押解回国。而这一切,周令飞提前知晓了。他乘飞机从日本直飞台湾,考虑到当时两岸的复杂状况,不惜为爱退党。这在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了很多麻烦。当时周海婴的顶头上司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是叛逆,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后来,周海婴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的资格也在未经有关法定程序、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取消,他夫人的工作权利亦遭到剥夺。

  到了台湾后,周令飞生活也并不顺畅,一度还因为来自大陆且是鲁迅后人的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周令飞一开始在岳父开的百货公司做助理,但后来因为经济变化,生意每况愈下,百货公司最终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周令飞与张纯华自行就业,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这事被一些无聊记者获悉,写文章当笑话,说想不到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但周令飞不以为然,本分做生意,夫妻俩最终靠自己的双手,改善了生活。

  “我17岁就离开家去当兵,之后台湾事件又让父母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对他们亏欠太多了。1995年父母到台湾住了半年,我辞了工作照顾他们,每天烧饭给他们吃,把父亲从56公斤养到了65公斤,这是他一生中最胖的时候,所有裤子都不能穿,只好穿我的裤子,我心里真是高兴啊,有可以孝敬父母的机会了。” 周令飞回忆道。
  
让子孙知道自己的责任,比留下任何遗产都重要

  就这样,为了补偿父母,周令飞毅然留下了,答应父亲先尝试一下。既然成立了文化发展中心,不能单维权,他们想到要传播普及鲁迅。但他们也知道,几十年来,研究鲁迅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了,家属若草率发声,会被人嘲笑。

  为此,2002年开始,周令飞不断走访学校、纪念馆、故居,一边做与鲁迅相关的田野调查,一边跟中小学老师、学者谈论鲁迅,他逐渐意识到,过去的几十年,鲁迅被过度意识形态化了,很多东西被抽掉了,只剩下一个战斗的鲁迅。于是,父子俩反反复复推敲,又花了两年时间,写出了一篇《鲁迅是谁》的文章。2006年4月,在厦门大学鲁迅国际研讨会上,周令飞代表父亲做《鲁迅是谁》的发言,演讲完毕,全场鸦雀无声,好似集体沉默。沉寂了将近半年,开始慢慢有些重量级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肯定他们的论点。紧接着9月、10月,全国媒体蜂拥而至。

  “在这之后,我们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认识到维权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弘扬鲁迅精神,还原鲁迅的‘立体’面目。此后,2007年推出文章《鲁迅姓什么》,谈家属和遗产的关系;2008年又推出《让鲁迅回家》,让鲁迅回到我们家族里来,至此我们鲁迅后人有了完整的认知体系。” |

  在各种公众场合,周令飞神采飞扬地谈鲁迅,但是私底下,他坦率地告诉我,2000年之前,他对鲁迅这个爷爷是知之甚少,后来开始介入维权,也是出于回报补偿父亲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延续了蛮久。然而,在收集、梳理资料,慢慢形成自己想法的过程中,在一切耳濡目染、无形积累中,他开始亲近鲁迅,且从被动中自然转为主动投入其中。这时,周令飞也从父亲的得力助手,转换为父亲的战友。

  “一开始我父亲不放心,不放手,名誉就是他的生命,后来完全信赖我了,事都交给我做。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有时对一个事情观点不同,他还跟我生气,急了还跟我拍过桌子,鼻头还冒汗。”周令飞笑着说,“后来,等冷静下来,他会对我说,想想你还是有点道理的,只是‘有点’,他也要找个台阶下。哈哈。”

  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成立初期,很多人不看好,曾有人冷冷地说熬不过两三年。周令飞身边的人也对他有些“想法”,觉得鲁迅孙子怎么会没钱?手下的员工也觉得他“吝啬”,一块钱掰成两块钱用,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但周令飞自有他的苦衷:“1999年时,我在台湾的经济条件已经不错了,月薪已达4万元人民币,买了房,有了一些存款,当时觉得做‘鲁迅’的事,做公益不赚钱也应该不会赔钱吧,没想到这些年钱都搭进去了。我太太身体不好,早就不工作了,后来我也离开职场,就只能花老本了。曾经有段时间,我生活很窘迫,对钱比较抠门,特别对自己抠门,几乎不买东西;对发展中心也抠门,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坚持下来,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效。不过,依然困难重重,没有经费来源,家族成立的机构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我们萌生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以基金会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支持,来开展公益文化事业。”

  2009年,周海婴80岁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成立鲁迅文化基金会。此后,周令飞到绍兴十多次,到北京二十多次,发了上百封邮件,打了上千通电话,终于取得了北京、上海、绍兴三地政府的支持。不料,即将马到功成之际,忽然发现成立所需的注册资金从800万元涨至2000万元,父子俩懵了,“所有鲁迅的遗产我们几乎都捐了,大到北京房产,小到吃饭的筷子,几乎是裸捐。我们家属哪来那么多钱?”

  父子俩痛苦了两三个月,眼看即将实现的设想就要功亏一篑了,这时,周海婴不舍地决定,拿出珍藏多年鲁迅送给夫人许广平的单行本的小册子,上面有鲁迅的题字。

  原本留在鲁迅家属身边的遗物已经极少,为了成立基金会,把如此珍贵的收藏也拿出来,值得吗?

  “父亲跟我说,最后珍藏的鲁迅原版照片、遗物,我交给你老大也好,老二也好,分散掉也好,又怎样呢?可能被锁在抽屉里,平时也不看它们,跟你们没有互动。父亲希望有了基金会的组织,家属能真正参与进来,能够发声做事,让子子孙孙知道,你们有责任在,这个比留下任何遗产,留下钱或纪念品,都重要。父亲跟我探讨,看看周围名人后代,渐渐都没有声音,都淹没在人群中,而现在社会出现很多问题,却少有人出来担负历史责任。长辈那么优秀,名人后代都没有责任感,都不去传承,怎么要求人家去学习发扬?所以我父亲非常坚持这件事,到生命最后一刻都非常坚持。”周令飞告诉我。

  好事多磨,有了资金,国家又开始整顿社团组织,审批从严,鲁迅文化基金会的申请迟迟批不下来,已经住院的周海婴非常焦急,在病榻上写了两封向上级请求的信,而这两封信成为了他的绝笔。

  周令飞给我看保存在他电脑中的这两封信的原件照片,第二封的字已经歪歪扭扭,可以想象当时一直带着氧气罩的周老先生在写这封信时的艰辛。

  2011年4月6号上午,上级部门打电话给周令飞说基金会批了,下午4点周令飞去看父亲,“我握着父亲非常无力的手,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轻轻拍了拍我的手心。12小时后,第二天4点,他就走了。我相信我父亲走的那一瞬间,是欣慰的,他觉得鲁迅的生命可以延续了,精神生命可以延续了。”回忆时,周令飞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

还有另一段亏欠需要补偿

  2012年鲁迅文化基金会正式成立,2013年又举行了鲁迅文化奖、鲁迅文化论坛两大活动,一切似乎有了新的局面。但是周令飞却坦率地告诉我,2013年里他曾想放弃,退居二线。

  “累,这五年我是7×14的工作状态,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4个小时。去年上半年看了好几次医生,大大小小的病都有,高血压,痛风,心脏不太好,每天头晕,眼睛也看不太清,事务繁琐,压力沉重。我已经60出头了,前几天同学聚会,同学都退休了,去旅游啦,帮忙带孙子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有我还在拼老命地工作,还在做一些自己未必喜欢的事,比如应酬吃饭,陪笑脸,做些违心的事。去年,我有过几次放弃的念头,想找到接班人就退二线。可始终发现行不通。基金会极度脆弱,好不容易募足设立的原始基金,可成立以后才得知这钱不让你用,用多少年底还要补回来。看来,国家呼喊‘经济回归市场’,可‘让公益回归社会’还没提上议事日程。社团组织仍然得依靠个人魅力,急待找到自我造血的办法,才能良性永续发展。看起来还要拼搏。”

  最终让周令飞坚持下去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周海婴。

  “你相信吗?我经常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父亲。”周令飞靠着沙发,诚恳地对我说,“他在盯着我,跟我对话。十年相处,我们父子的紧密关系,就如同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的感觉。有时,我走在路上,想着一件事情,走着走着,他忽然就出来了,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脸和他的眼睛,真的很奇特。其实这也挺好的,我相信有魂灵。和父亲并肩工作的这十年里,我从他身上获得了无限的力量,他在我精神层面占据了巨大的位置。”

  
    言必谈父亲、鲁迅事业,周令飞却极少主动提及他在台湾的妻儿。周令飞和张纯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周景欣大学二年级时曾在台湾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引发了关注。
  “长期两地分居,台湾家里人没有意见吗?”我问他。

  “有意见啊,没有人愿意自己父亲、丈夫不在身边,而且曾经有段时间我一直在往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贴钱,贴到我手软,台北的老本也用光了。现在她们逐渐理解我做的事,当然也无奈,我不结束这边,一年就回去一次,她们也没办法啊。离开十多年了,想想蛮心酸的。分居两地,远离家庭,我时常感到孤独,那滋味实在不好受,锥心的痛,这里面有很多故事,以后我可以写本回忆录了……”周令飞的声音越来越轻,渐渐变成了喃喃自语,似乎某种哀愁压住了他的舌头,他的目光也游散开来。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继续说道,“现在我太太一年来上海呆三个月,好了一些,但是整体来讲,我是补偿了我父亲,又亏欠了我的家庭,他们为我付出太多了,所以我还有一个大亏欠没有补偿。”

  在我去采访的路上,路过虹口足球场,看到一些墙上贴着“鲁迅杯”上海市中学生课本剧大赛的海报,不由觉得鲁迅与人们亲近了很多。不论人们如何评论周海婴、周令飞这对父子,起码在他们的“呐喊”中,鲁迅形象丰满了;一些机构、商家也知道名人家属的权益不容侵犯了;至于鲁迅文化基金会是否能在民间基金会的发展道路上闯出一种新的模式,我们拭目以待。
  
对话周令飞

    记者:对于围绕首届鲁迅文化奖的各种争议,你怎么看?

    周令飞:我给第一届鲁奖打70分,它用了鲁迅冠名,老百姓就对它高标准,说明鲁迅的分量。不过鲁奖的第一届对它要平心而论。为了公正,我不是评委会成员,其实我对它的评奖方式和标准是有些想法的,在评选结果出来时我也向评委会提出意见。我看到有不少人在网上留帖,大概分为两种声音,一种是怀疑鲁奖,另一种是对鲁奖寄予厚望。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对鲁奖过高的期待,超出了鲁奖能承受的负重。一些帖子让我看到一些人压抑之后的歇斯底里,也看到一些人消极背后的寄托。而寄予厚望者则是对当今众多官方奖项和民间奖项的不满足,期待鲁奖是个敢讲真话、理性客观的第三方奖项。不过,这高标准带有过度理想化的色彩。好在鲁迅文化奖已经迈出了破天荒的第一步,我对鲁奖的未来充满期待。
  
    记者:作为名人后代,你觉得周围人对你与父亲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如何对待这些误解,消除这些误解?

  周令飞:谈不上大误解。有一些人可能担心,因为某些时候家属的力量是很大的,怕带走一些人吧。有一些人恨不得想开推土机把来路覆盖上,只是低着头顺着鼻尖看自己的大脚趾,死守自己的寸土方圆。还有一些人是纯粹的嫉妒,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必定有人要挥棒子。特别有那么几个人,来“文革”那一套。家父曾经很生气,最后我们一笑置之。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小鸡肚肠的人,一碰到有人做公益、做慈善就怀疑人家的动机,认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大的利益。我们仅仅为的是维护法权,我们在《鲁迅姓什么》一文中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是我们的决不放弃,不是我们的绝不伸手,鲁迅的精神全民所有。解放以后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捐给了国家,而且是裸捐,可总是有人质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不去理会这些误  解,更不必刻意消除什么误解。近年来做慈善公益的常常引起各种议论,似乎和社会追逐金钱的大潮不符。其实动机很简单,可就是有人不太相信也不愿去相信。做慈善和公益的人无外乎被两种力量驱使,即所谓的“菩萨心”和使命感的驱使。这种力量存在于精神层面,而且一旦开始做了就会慢慢上瘾。过去我也曾不太相信人会无私奉献,现在我深有体会。家父和我一直想做点事,尽点责,回想这十几年也确实起了一些作用,是大是小不重要,对得起自己很重要,历史会有评判。
  
    记者:很多人觉得,名人后代还是少发声为妙,研究的事还是让专业的学者来做。

    周令飞:学术研究自然是学者们的事,但问题是,学者面对公器,有多少是公正无私的,是纯学术的,是凭着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唯私利而来的既得利益者。多年来,如果鲁迅形象非常真实、丰满,起码说得过去,我们何必说,也没有角度说。但是现实情况是,鲁迅形象很异样不真实太单一,留了很多空间让我们说。
  
    记者:八十年代你为追求爱情,不顾一切,非常自我,现在你忙于应酬,应付各种场面,势必得藏一下自己的个性,甚至还要陪笑脸,是否适应呢?

  周令飞: 坦白来讲,为了事业我可以放弃所有的自我。但是好在我的所学、职业、事业、理想是一致的,这不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无论从任何角度我都得做,而且非得做好,除非做不动了。其实现在我还是很在乎大家对我的看法,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在乎,可能慢慢不再在乎了。这不是麻木,而是对自己的
信任。我这个人非常自立,1969年离开家,从来不靠家里,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趴下。曾经岳父倒台,没有钱,我就卖爆米花,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要有追求。曾经我在上海摔伤了两根肋骨,第三天我就到北京去了。有再多病痛我都坚持工作,而且我还从中感到快乐,这就够了。

  记者:如今你父亲的三个遗愿都已经实现了,有什么新的计划?

  周令飞:他的遗愿的完成是对他在天之灵最大的慰藉。如今他的遗志还在继续。原来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再怎样是家属的,好与坏自己承担;基金会是属于整个鲁迅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不是我和父亲的,要对社会负责任。我现在的任务是破解困难,把这个公益文化的孩子抚养成人,把基金会建成能够永续运营的公益机构,尽管有太多的困难,太多的不合理,我们要努力让它配得上鲁迅的名字。
  

  记者:你已经提到接班人的问题,是否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能接班呢?

  周令飞:我不苛求第四代继续扛鲁迅大旗,有点祖父鲁迅对家父说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意思吧。不过,我以为后代要有使命感,应该是做鲁迅后代的最低标准。鲁迅的后代既是普通人又是特别的人,面对他,我们没有既得利益。如今,鲁迅版权公有了,遗产全捐了,但我们内在有鲁迅的基因,外在就要有丁点儿鲁迅遗风。我们要关注鲁迅,守护鲁迅,传播鲁迅,普及鲁迅。如今,先从我做起。至于第四代、第五代,今天不理解,不喜欢,没关系,或许某一天就领悟到了。而且现在有基金会这个组织,家属会因此主动或被动地接近、了解鲁迅,慢慢滋生自己的想法。原来我妹妹是不介入的,现在也参与进来了,看到一些相关文章,也会主动发给我看,这样的过程是慢慢形成的。就像我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地要走这条路,十几年当中,我是慢慢长大的,我的内心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直至今天已经不能割舍。公益的艰难和父亲的执著成了我今天咬牙继续坚持的动因。

 

2008年家族全员大集合

2009-05-17上午周海婴理事长、周令飞主任、周宁理事拜访日本福山市儿岛书店

2012年7月与母亲在祖母和父亲的墓地

周令飞在上海多伦路(2012年7月)